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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差异摘要：本文将环境规制分为强制型、市场型与自愿型，以长江经济带9省2市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2005-2014年间三种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内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市场型和自愿型的规制手段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呈现了先抑制再促进的倒“U”型结构；但强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则呈现了现促进再抑制的效果。本文进一步发现，对于市场型环境规制来说，倒“U”型拐点的规制强度为10.05，而当前长江经济带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强度为10.65，正处于促进工业创新阶段；对于自愿型环境规制来说，其拐点值为-1.68，当前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为-0.245，跨越拐点值转向促进作用。与之相反的是当前强制型环境规制强度为0.44，而拐点规制强度为0.66，尚处于抑制创新阶段。关键词：环境规制、工业技术创新、长江经济带1引言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最为活跃且环境问题突出的地区。2014年长江经济带GDP总量占全国GDP的44.5%，区域内20个城市位居全国GDP前50强之内，与此同时长期的粗放式工业发展模式使得区域内资源过度消耗，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沿江产业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变，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加大区域内生态保护力度，促进长江岸线有序开发，显著改善长江生态环境。随着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力度加大以及环保措施的多样化，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进而降低企业竞争力。波特（1991;1995）则认为，严格而灵活的环境规制会促进创新来弥补运营成本的提升，并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这就是著名的波特假说。因此，当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增加值提升的同时，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这种效果是否通过波特所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实现。本文将环境规制分为强制型、市场型与自愿型三种类型，以长江经济带9省2市2005—2014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分析的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探讨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差异。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首先，本研究将波特假说进行了拓展，从企业延伸至产业层面，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其次，以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一个特定区域内环境规制与工业技术创新的关系；第三，将环境规制进行了划分，同时探讨和比较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创新影响的差异效果。2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传统经济学框架下严格的环境规制会迫使企业将部分资源分配到污染治理，从而增加企业的成本并影响企业资源分配规划，降低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后续研究（Porter,1991;1995）发现“补偿效应”的存在，即在适当的环境规制下企业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补偿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此后对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呈现了三类不同的结果。（1）环境规制抑制技术创新。Wagner（2007）对德国制造业企业进行研究，发现环境管理的实施水平对企业层面专利申请活动具备负面影响。Kemp(2011)认为环境规制加强会使得企业环保设备投入增大，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负担，使得企业竞争力下降。从国内研究来看，王鹏、郭永芹（2013）对我国中部地区六省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抑制了该地区技术创新能力。（2）环境规制激励技术创新。波特理论最早的实证支持是Lanjouw和Mody(1996)，他们发现企业环境成本对专利数量具有显著正向作用。Cole等(2010)发现拥有环境规制法律严厉的国家创新概率比较高。SenS(2015)认为在合理的公司治理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作用。从国内研究来看，赵红(2008)采用国内省市工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有正向显著效应。李婉红,毕克新和曹霞(2013)以我国造纸行业为研究对象，分别研究了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市场化型规制工具和相互沟通型规制工具对企业层面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出结论三种工具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阳等(2014)探究了我国37个细分行业，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长短期激励作用都显著。（3）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Alpay(2002)选取美国和墨西哥1971—1994年食品加工业数据，实证发现美国食品加工业受到环境规制抑制，而墨西哥食品加工业受到环境规制激励。Nakano(2003)对日本纸浆和造纸工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作用效果不显著。臧传琴和张菡(2015)对我国区域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存在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呈现负效应。李玉琴等(2017)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于创新影响的行业差异,认为资源密集型产业中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正面激励，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存在抑制，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作用效果不明显。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目前仍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实证结论不统一，缺乏从一个统一个角度来例证创新补偿效应的存在；从研究对象来看，企业、产业和区域都成为研究的目标，很多研究都试图去拓展波特假说在不同层面的存在，但结果往往又具有较大的差异；从环境规制的测量来看，其代理指标更为多样，从成本型指标到排放型指标，都能成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方法。研究对象和指标测量的多样性造成了实证结果多样化，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企业、产业或地区所受到的环境规制是多种环境政策的综合结果，只用单一指标对政策进行宏观性描述无法真实地反映不同类型工具的效果。有鉴于此，本文将环境规制划分为三种类型，通过实证研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于创新作用机制的差异性，这也是本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之处。3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环境规制的设计原理和目标是控制生产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模式，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呈现不同的模式。第一，强制型规制以政府强制性行政命令的方式，包括市场准入、环境标准、禁令等措施，设置行业的准入门槛，这种准入门槛具有较高的排斥性、惩罚性和准入成本，企业一旦违反甚至面临被强制性关停整改的严厉处罚，甚至被政府强制性关停整改。为了满足法规要求和开拓市。笠当匦朐谏ひ、生产设备甚至是产品设计等方面进行改造，而这种改造往往通过创新来实现，也就是说环境规制改变了企业经营成本和环境而迫使企业采取非自愿创新来满足企业合法性的要求。第二，市场型规制利用市场信号来引导企业实施污染治理行为，通过征收排污税、发放排污许可证等市场型手段改变排污主体环保成本与环保收益对比，刺激排污主体通过新技术降低排污数量，进而得到更多的减污补偿。如政府通过征收较高的污染税，将刺激企业采用更加有效的环保工艺和环保设备，应对税收造成的成本增加。第三，自愿型规制主要表现为公众与市场监督、环保自愿协议以及顾客环保偏好等形式，使得企业自愿采用更环保的技术以换取更宽松的规制，但一般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三种环境规制工具也具有显著的差异。从实施成本和环保效果来看，命令型成本高效果好，市场型成本较高效果不确定性较大，自愿型成本低不确定性最大；从企业创新激励来看，命令型较低，市场型和自愿型较高；从规制对象来看，命令型与市场型较为普适性，而自愿型的规制对象为盈利性企业；从执行灵活性来看，命令型强制性最高，市场型给予企业经济手段规避规制的空间，自愿型对于企业没有硬性约束，灵活性最大。4变量与模型4.1变量测量（1）技术创新（Pat）。技术创新通常采用专利测量，并且当年专利申请数量更能及时反映技术创新能力，我们采用专利申请数量。（2）环境规制eq\o\ac(○,1)强制型环境规制(ERC)用污染密集度来度量，指国家行政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等，对生产者的生产行为进行管理，禁止或限制某些污染物的排放，从而对排污者的行为施加影响。本文基于Cole和Elliott(2005)与毕克新（2013）的观点，选取污染物排放量与区域总产值的比值来度量工业企业强制型环境规制强度。当单位产值的排污量越小则表明政府对该区域工业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张文彬,2010；蒋伏心，2012）。具体的指标测量如下表1所示。eq\o\ac(○,2)市场型环境规制(ERK)用排污费征收总额来衡量，当前我国的这类规制工具主要有超标排污收费制度、排污即收费制度、生态环境补偿费、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以及各种形式的补贴政策等。借鉴李婉红（2015）的研究，本文采用排污费征收总额作为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测量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本文以2005年为基期，用CPI指数对排污费总额进行平减。具体的指标测量如下表1所示。eq\o\ac(○,3)自愿型环境规制(ERS)。该规制工具是指通过直接或间接施加压力、劝说等方式，将环境意识及责任内化到行为个体的经营决策中。借鉴贾瑞跃（2012）的研究，本文采用环境信访量来衡量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具体的指标测量如下表1所示。表1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评价体系指标具体指标选取单位强制型环境规制指标ERC单位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元/吨单位产值工业SO2排放量万元/吨单位产值烟粉尘排放量万元/吨单位产值固废产生量万元/吨市场型环境规制指标ERK排污费征收总额亿元自愿型环境规制指标ERS环境受访量次首先，对单位产值污染排放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公式为：…………（2）公式（2）中是第个地区第类污染物单项指标初始值，是第个地区第类污染物单项指标的最小值，是第个地区第类污染物单项指标的最大值，为无量纲标准化后的污染物单项指标值。使用熵值法通过各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和平均权重，计算出各指标的环境规制与总的环境规制。（3）控制变量：eq\o\ac(○,1)经济发展水平(GDP)采用地区的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的名义值和GDP增长速度数据为基。鬯愠鲆桓鲆2005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对人均GDP进行平减。eq\o\ac(○,2)市场化水平(MK)。市场化水平具有较大差异，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市场化制度环境越好，对环境保护提出更高的要求(Mengetal.,2013)，企业更愿意从事环保研发与创新。市场化指数来自Fanetal.(2016)的《中国市场化指数》。eq\o\ac(○,3)对外开放水平(FDI)。选用FDI占GDP比值衡量对外开放水平。eq\o\ac(○,4)人力资本投入(MD)。企业的技术创新基础是人力资本的投入，以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人年)衡量研发的智力投入，为了减小数据的波动，取相应数据的对数。eq\o\ac(○,5)物质资本投入(ED)。资本是科技进步的重要驱动力，选取各地区研究与开发机构R&D经费支出作为技术创新资金的测度指标。考虑到各地区经济规模差异和数据的可比性，通过各地区消费价格指数（CPI）消除物价影响并进行对数变换。4.2样本选择与数据描述本文选取的是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工业企业2005-2014年10年的面板数据，长江经济带统计范围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2006-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等文献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均值标准差中位数最大值最小值PAT0.1300.0480.2111.1560.002ERC0.4370.4020.3290.9990.000ERK10.64810.6160.66112.2248.896ERS-0.245-0.1541.4691.987-5.203GDP10.13510.1710.68111.4868.528MK8.6128.1302.32214.4534.610FDI0.6240.5500.3422.6210.083MD11.05711.1160.91313.0529.188ED5.0185.0751.1527.4102.401SIZE2.4961.7392.67314.3020.1074.3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对于环境规制而言，是否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越能促进技术创新行为呢？或者是否存在“拐点”，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的关系是否为非线性关系？由于实际经验难以准确判断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为线性，故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建立非线性模型如下：(1)其中，为估计参数，为随机扰动项，其中、分别表示第个省份和第年。5实证结果分析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强制性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的关系，强制性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从抑制转化成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当政府实施强制型环境规制时，企业在短时期内无法达到政府的强制要求，因此企业不得不通过削减其他方面支出来率先满足企业合法性要求，这些支出往往用于紧急的末端治理或者购买价格高昂的环保型原材料。从短期来看，增加环保治理的投入，企业污染量实现下降，随着强制型减排强度或标准的不断提升，企业短期的处理方式快速地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使得经营成本逐渐抵消了企业收益。为此，企业不得不寻求其他降低经营成本并保证企业合法性的途径。一些技术储备好或者实力较强的企业率先在行业内进行创新，通过提升企业产品的附加值，降低环境规制成本在企业经营中占比，这种创新的出现就是由环境规制引起的技术进步效应。对于那些无法达到合规排放的企业，强制性关停使得行业供给减少，高附加值的创新产品进入市场带来的是更高的价格，为企业带来更多收益并弥补了成本劣势，即实现了波特提出的创新补偿效应，也就出现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下，强制性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在强度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均呈现U型曲线关系。估计得到长江经济带的“门槛值”为0.66，而长江经济带现行强制型环境规制强度为0.437，正处于“U”型的下降阶段。其次，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型的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逐渐递增，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将呈现递减趋势。排污费制度在短期内会增加企业成本，挤占企业的研发资金，表现为排污费制度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但从长期来看，企业为节约排污成本，会提高污染治理技术，并加大环保技术的研发力度，从而使创新补偿效应越来越显著。可能的原因解释，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在实施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有一定的选择权和采取行动的自由，通过对比现有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大小选择资源优化配置方案，为企业采用较好地污染控制技术最终达到低成本、高环境效益。目前排污费制度是国内环境规制的主要表现形式，通过计算可得长江经济带的“门槛值”为10.05，而长江经济带现行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为10.648，刚刚跨越拐点值。表3面板数据估计结果解释变量（1）随机效应(2)固定效应(3)随机效应(4)固定效应ERC-0.435***（-3.29）ERC20.329***（3.23）ERS1.448***(3.51)ERS2-0.072***(-3.58)ERK-0.027**（-2.45）ERK2-0.008**(-2.44)ED（经济发展水平）-0.133***（-2.83）-0.093（-1.63）-0.110***(-2.65)-0.214***(-2.85)MD（市场化水平）0.045***（2.83）0.043***(3.18)0.035***(2.77)0.022(1.17)FDI（对外开放度）0.025*（1.68）0.028**(2.24)0.026*(1.85)0.024*（1.78）MD（人力资本投入）0.173*（2.58）0.201***(3.34)0.165***(3.00)0.156**（2.36）ED（物质资本投入）-0.082（-1.54）-0.038(-0.62)-0.065(-1.38)0.003（0.04）Size（企业规模）0.092***（7.56）0.088***(8.40)0.088***(10.67)0.091***（7.31）C（常数项）-0.680（-0.90）-1.575**（-2.08）-8.086***（-3.92）0.138（0.16）R20.9190.9290.9420.929F统计量46.0647.0063.5845.97N（样本）110110110110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10%、5%与1%显著水平最后，长江经济带自愿型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的关系，与黄清煌（2016）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适度的规制工具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而过度规制将使排污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失去更大主动性与主导性。可能的原因是，信访环保机制虽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企业缺乏主动创新，因此短期内虽可达到环保效果，但未从本质上促进排污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企业主动施行环保措施的动力可能源于消费者绿色理念和环保NGO的压力，企业短期内迫于社会舆论压力难以持续，一旦公众的视线从企业离开，企业有可能返回原状，从而使信访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甚至显著为负。目前我国自愿型环境规制还在起步阶段，不够完善，通过计算可得长江经济带的“门槛值”为-1.68，而长江经济带现行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为-0.245，刚刚跨越拐点值。此外，关于控制变量方面，创新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为企业自主创新、产品技术含量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FDI对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和人员培训、流动效应等渠道推动东道国的生产技术进步。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制约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市场化发展水平越高，资源价格定价和要素分配利用效率越高，有助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物质资本的投入并不会对地区技术创新产生多大的影响。地区工业规模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工业企业的规模效应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创新成本可以被摊。哺菀谆竦弥芪笠抵逗图际醯目占湟绯。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赵红，2008；沈能2012）和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结果与表3相符，说明表3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表4稳健性检验解释变量（1）随机效应（2）随机效应（3）固定效应（4）固定效应ER1.117***(3.34)-0.245**（-2.00）1.108***（2.77）-0.008（-0.88）ER2-1.985**(-3.25)-0.200*（1.85）-0.542***（-2.82）-0.002（-0.01）ED-0.170***（-1.63）-0.062（-1.21）-0.087**（-2.03）-0.111*（-2.13）MD0.038**(2.80)0.031**（2.16）0.036**（2.53）0.022（1.24）FDI0.024*(1.77)0.040**（2.53）0.036**（2.34）0.034**（2.28）MD0.110(1.56)0.277***（5.36）0.249***（5.14）0.272***（5.19）ED-0.038(-0.62)-0.113**（-2.21）-0.123***（-2.83）-0.115**（-2.04）Size0.099***(8.51)0.099***（11.43）0.102***（13.33）0.102***（10.65）C-1.575**（-2.08）-2.290***（-3.32）-7.592***（-3.72）-1.629**（-2.36）R20.9290.9530.9590.951F统计量47.0093.94110.0685.34N（样本）1109999996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考察了三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并探讨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差异，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倒U型结构；而强制型表现为正U型结构，大部分地区的环境规制在适当的强度下有效驱动了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首先，优化强制型和市场型工具的相互作用模式。在设定合理的强制规制强度的同时，降低实施成本，保障实施效果;进一步完善以排污收费和排污许可交易为主的市场型规制体系，建立健全保护环境的基本法律制度，如环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制度等，加大对沿江企业违规违法的处罚力度，严格追究环境管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使法律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其次，健全和完善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公众参与是弥补环境治理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强化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改革和健全公众参与环保的渠道，例如行政诉讼和听证、环保组织等途径，强化公众对污染行为的监督，充分发挥公众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最后，推进开展有利于环境规制发挥作用的配套措施。创新人力和物力投入、市场条件等，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人力支撑。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积极发挥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同时限制高污染、高耗能性产业的进入，重视环境规制对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加快长江经济带市场化进程，优化市场化制度环境，对环境保护提出更高的要求，激励企业从事环保研发与创新；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扩大工业企业规模，发挥技术创新的集聚效应与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