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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日本为何走向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并非一次偶然事件，而是与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形势紧密相关。日本的目的，就是打断中国的复兴进程，并企图灭亡中国。担心中国复兴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次著名的内部演讲，史称“天羽声明”。他宣称：鉴于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大陆也就负有“特殊责任”，“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日本有责任单独行动 并反对中国采取任何以夷制夷的政策”。假如其他欧美国家希望给予中国政府以经济、技术以及军事方面的援助，势必会“给日本和东亚带来严重后果”，东京将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恰好与中国的政治再统一发生于同一时期，并迅速形成对立。国际关系史家入江昭在其代表作《帝国主义之后》中指出：30年代的日本当局目睹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攻势、蒋介石统一全国军政的努力以及与欧美强化关系的尝试，焦虑感一天天加深。中国即将在国民党领导下恢复经济和政治统一，成为一个独立、亲英美的大洲级陆上强国，彻底排除日本的军事蚕食和经济渗透，这样一幅图景令本身仅是一个中等强国的日本倍感恐惧，产生了加以阻挠的愿望。1936年8月制订的《国策基准》，宣称要在东亚大陆推行“共存共荣主义”，排除苏联威胁、实现“日满中三国的紧密提携”，并逐步向南方海洋进军。这意味着扩大侵华方针的确立，避免与英美为敌的传统也已经被颠覆。3个月后，日本还与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从而完成了亚欧军国主义的合流。关注中国军事在中国的复兴浪潮中，日本最关注的是军事现代化进程。到30年代中期，德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日本平起平坐，中国也成为德国军火最大的买家之一。1936年，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武器占其军火出口总额的28.8%，长期以落后挨打形象出现的中国军队开始接收包括新型榴弹炮、轻型坦克、鱼雷快艇、水雷、机枪、轰炸机、钢盔以及通信器材在内的各种作战物资，物质和精神面貌都有了显著改善。前魏玛共和国陆军统帅部长西克特及其顾问团还提出要为中国编练60个德国编制、德式装备的步兵师，在6年内完成。至1937年中日开战前，已经有4个师完成了德械换装，另有15个师结束了编制调整。1936年日军参谋本部在修订年度作战计划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军备不断发展，过去那种局部作战行动恐怕难以达成目标”的顾虑。中国国防力量的强化并非此际日本面临的惟一考验，苏联同样也在强化驻远东地区的兵力。1932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完成，国防工业实力有了显著提升；为应对伪“满洲国”的出现给边境防御造成的压力，斯大林下令将一批新的机械化部队和骑兵调往远东。截至1934年夏，远东苏军兵力已上升至23万人；而日本驻满兵力只有5万人，即使加上驻朝鲜的兵力，也不及苏军的三成。日军参谋本部认为，只有当驻满洲的兵员和飞机数量达到苏军的八成以上时，交战才有获胜的希望，而日方尚无能力在短期内填补兵力缺口。尽管此际苏联才是日本的第一假想敌但日本入侵苏联的意愿明显小于侵华。加快侵略步伐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日本的扩张态势，苏联采取了一种姑息和诱导的态度。在纳粹党于德国粉墨登场且公开打出反共旗帜后，苏联红军不得不把三分之二以上的陆上兵力留在欧洲，防卫远东的能力因此受到了限制。为缓解日本的“北进”攻苏倾向，苏对日不断作出让步。斯大林甚至默许伪“满洲国”在苏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设立领事馆，还暧昧地表示愿以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接受外蒙古的独立地位。斯大林老辣的手腕没有白费。到1937年初，大多数日本军人和政治家都认定：入侵中国的迫切程度和成功率远高过对苏开战，南京政府在“北海事件”和“绥远事件”中的强硬姿态也坚定了日方扩大对华挑衅的决心；4月16日，林内阁四相会议通过《第三次华北处理要纲》，决意不再寻求与国民党当局建立防共军事同盟，而要加快推进华北五省脱离中国。6月9日，驻德大使东乡茂德发回电报：孔祥熙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已于即日抵达柏林，将会晤希特勒、戈林等纳粹要人，据悉将签署价值1亿马克的军火贷款协议。三个星期后，该代表团又转往美国，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进行白银出售谈判，预备以此项收入转购黄金，换取美方5000万美元的贷款。就在中美达成白银协定的前一天，1937年7月7日，日本陆军在卢沟桥挑起冲突，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据《老年生活报》刘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