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k电子竞技

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观及其发展

1.语境论的历史渊源学术界普遍认为，“情感语境”和“文化语境”这两个概念是由现代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yski，1884-1942）提出的，并被视为现代语境理论的始祖。在国内众多的研究文献中,只要提到语境论,几乎无不从马氏说起。然而,却无人对其语境论的发展历程做历史考察,也没人探索其历史渊源。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点补充,以期深刻认识马氏语境论的开创性历史意义。2.马克思马氏:科学和文化整体论马氏语境论的提出,有其经验实证主义背景。他早年在波兰著名学府杰格隆尼大学(JagiellonianUniversity)哲学系就读,兼修波兰文学、数学、物理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自然科学和实证方法在其学习中占据重要分量。其博士学位论文《思想的经济原理》(OnthePrincipleoftheEconomyThought)即是借助奥地利物理学家兼哲学家马赫(Mach)的逻辑实证思想和“思维经济原则”,论述计算人们思考及精神活动的能量释放与耗费的经济原理。马赫是经验整体性和认识论“生物学原则”的倡导者。他认为经验是物理要素和心理要素的统一,不存在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的截然区分,因此,马赫就把经验看作由自我和环境二者决定的,是自我和环境的统一(苏朝昌,1996:29);认识过程首先是生物学的经济的过程,是排除无目的的活动的过程(巴克拉捷,1980:58)。这些思想可以看作马氏语境论的源泉。而后他来到莱比锡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经济史,尤其是冯特(Wandt,1832-1920)的实验心理学。冯特的民众心理学、集体意识和文化整体论等思想曾影响过法国的杜尔干和美国的博厄斯,也影响了马氏的文化整体论。马林诺夫斯基在英国学习人类学期间,正值英国人类学中经验主义高涨时期。进化论、传播论人类学家开始受到严峻挑战,并被讽刺为“扶手椅里的人类学家”、“抽屉里的人类学家”(郭燕清,2001:132)。新派人类学家主张放弃书斋里无谓的争辩,走进异族文化圈做实实在在的田野调查,这既可挽救正在消失的异族文化,也可修正经典人类学的偏见与谬误。这项工作已非常紧迫,“然而至今,公众仍没有对这个领域投注恰当的兴趣。”(Malinowski,1922:xvi)命运和兴趣把马氏引入这个急迫的研究领域。1908年前,马氏的多次疾病,促使母亲带他来到热带岛屿旅行以疗养身疾。这不仅缓解治愈了他的身疾,也为他卷入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切实经验。据马氏自己称,在旅行期间,他开始迷上弗雷泽(Frazer)的《金枝》,对人类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对澳大利亚的家庭组织做了首次田野考察。1910年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于著名婚姻史社会学家魏斯特马克(Westermarck)门下。没想1913年发表第一部英文著作《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FamilyamongtheAustraliaAborgines),以大量澳洲原住民文献与材料,对导师魏斯特马克的有关言论提出了批评,初显田野考察对“扶手椅”人类学研究的挑战成效。1914年9月到1918年10月间,对南新几内亚群岛土著居民为期两年多的三次深入考察,树立了马氏在现代人类学中的坚实地位。他考察最成功的特洛布里恩岛(Trobriand),也从此成为人类学史上的圣地,因为马氏在这里开创了全新的田野工作模式,彻底更新了人类学面貌。马氏全新人类学工作模式的核心在于经验实证,即运用土著语言,以“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observation)对土著民族进行实地考察,来把握其组织结构与文化形态;以感觉经验、科学实证替代古典人类学家对翻译和传教士kok电子竞技材料的完全依赖。因为偏见、蓄意隐瞒、信息歪曲的大量充斥,依据翻译和传教士kok电子竞技材料进行的书斋式文本分析已无法建构土著文化的真实状态。马林诺夫斯基转向田野人类学研究,既是经验实证的社会趋势所致,也是个人经历及学术背景使然。正如伯拉德所说,“马林诺夫斯基是在特殊环境的促使下来到人类学领域和英语国家的中欧自然科学家”。(Bernard,2004:65)3.情境语境与文化整体论自然科学的背景促使马氏用实验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土著文化,转向对土著民现实生活情景的关注。“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两个概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然而两个概念的提出,前后间隔达10年之久。其中自有深层原因。“情景语境”概念于1923年提出,见于奥格登和理查兹《意义的意义》的附录文章《原始语言的意义问题》之中(Ogden&Richard,1923)。1922年,马氏发表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书中观点与奥、理两人有诸多相似。他用大量实例说明自己对奥、理语义三角、符号-情景以及感知分析观的赞同。他说,“我对原始文本的分析,目的在于表明:语言本质上植根于文化现实、部落生活和民族习俗,不经常参照这些宽泛的话语语境,语言就无法解释”(Malinowski,1923:305)。他把这种语境命名为“情景语境”。此时的语境概念似乎涵盖了“文化语境”。然而紧接着他又指出,情景语境主要指文本的即时语境,即环绕话语的即时的所见所闻(Malinowski,1923:306)。10多年后,他再次流露出这种观点,把情景语境局限于即时环境,认为“语境不但包括说出来的话,而且还包括脸部表情、姿势、身体活动,所有参与交谈的人和他们所处的那一部分环境”(Malinowski,1935:22),这似乎又把文化排除在语境之外。据此可以说,马氏初期的语境概念主要包括语言上下文和情景语境两大类,有明显的“二元论”痕迹。然而,由于对文化的职业关注,他始终未忽视文化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明确指出:“需要把意义的分析从纯语言的分析拓展到对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分析”(Malinowski,1923:296);“语言本质上植根于文化现实”(Malinowski,1923:305);就土著居民而言,“人们生活的环境和文化可能与我们不一样,因而对他们的任何语言的研究,都必须和对他们的环境和文化的研究同步进行”(Malinowski,1923:306),等等。可见他还是看到了文化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不仅与情景语境有关,而且与文化有关。关于文化,后来他不乏精辟见解,譬如认为,“器物和习惯形成了文化的两大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器物和习惯是不能缺一的,它们是相互形成及相互决定的”。“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参见郭燕清,2001:6),等等。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统一观点,可以看出马赫经验整体性的影响。然而此前,他采取文化整体论视野,往往直接把特罗布里恩岛的文化发现推及整个人类,缺乏文化对比意识(Bernard,2004:69);同时他认为,人类文化是由其生物特性决定的,而人类的生物性是普同的,因而文化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参见Bernard,2004:68)。他认为人的生物性是一切社会机构的核心。1934年在写给学生专著的前言中他说:“依我看,对于学生最重要之事,是从不忘记那活生生、心脏跳动有血有肉的人类有机体,这是一切社会机构的核心”。(Bernard,2004:69)文化的生物学观点不仅没有引起兴趣,反而招致反对与冷落(参见Bernard,2004:68)。原因在于:他基于人类生物性的文化整体论思想,已经背离了他前期奉行的“参与观察”、田野调查等实证原则,走向了抽象假设和主观臆断,缺乏足够的实证基础。他的门生弗斯就反对这种文化整体论,不相信语言或文化本身是一个单质的和谐的整体(参见朱永生,2005:8)。学生的研究成果反而威胁到他的理论,有些甚至直接放弃,这大大伤了马林诺夫斯基自负的心,有人甚至认为导致他最终离开经营11年之久的伦敦大学人类学系,来到美国决心从头再来,用新的田野调查来验证自己的理论。他选择了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Zapotec)部落作为调查地点。可惜成果刚显,他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反对声终究还是促使马氏重新思考文化问题。1935年,在《珊瑚园及其巫术》一书中他明确提出“文化语境”概念,认为情景语境之外,是“可以叫做文化语境的东西”,“词语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语境”(Malinowski,1935:58)。至此,他才算完整地提出了“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个概念,形成比较明确的“三元论”语境观,即语言上下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对于这三元语境,他有如下认识:首先必须认识到,语词不是孤立存在的,……语词总是在话语中使用。……语言的底层单位是句子,而不是语词。这已经是语言学常识。我还想说,甚至句子也不是话语的自足单位。除非有特定情景,语词是毫无意义的;语词只有在其他语词之中才有意义。句子也一样,只有在其他句子中、在更大的有意义整体中才有意义。在语言学中需拓展语境概念,使之不仅包括说出的语词,而且涵盖脸部表情、手势、肢体行为、参与话语交际的所有人、以及事情发生的周围环境。(Malinowski,1935:22)这里的语境概念包括语言上下文和情景语境两部分。他接着说:我也多次提到文化现实语境(contextofculturalreality)。该词意指跟语词相关的物质设备、活动、兴趣、道德或美学价值等。……在对技术术语的定义中,我不仅表明各个术语是如何归类成组的,不仅把语言记录和真实活动的陈述结合起来以赋予语词以肉体和生命,而且在每一类语言材料的分类中,让每一个语词、每一个句子乃至文本都置于恰当的文化语境(contextofculture)之中。马氏的情景语境概念比较明晰,“涵盖脸部表情、手势、肢体行为、参与话语交际的所有人、以及事情发生的周围环境”。文化语境概念则比较：。从上述引文看,文化语境意指跟语词相关的物质设备、活动、兴趣、道德或美学价值等。但后来又说,“就任何话语的理解而言,给出其语境界说是最为重要的,而且这种语境指称是双方面的。首先,话语属于特定文化,即指向特定的主题(subjectmatter);其次,与文化语境(也可叫做指称语境)并行的,还有话语使用的情景”(Malinowski,1935:51)。此处的“文化语境”含义似乎又与前段引文相悖。韩礼德还认为,马氏的文化语境概念包括“交际参与者及其参与的社会行为背后的文化历史,主要指社会结构系统”(Halliday,1989:7)。关于文化语境的：鲜妒潜冉厦飨缘。实际上,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两种语境层次的界定,一直让学界困扰,韩礼德就曾对文化语境做出多种解释,却依然不令人满意。(参见彭利元,2008)但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语境”概念的提出,体现着马氏文化差异性意识和文化对比意识的增强。文化差异性意识是马氏提出“文化语境”的基础。应该说,“文化语境”概念的提出,是马氏经验实证方法在跨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延伸,是对经验实证方法的进一步贯彻与落实。基于情景语境得到的推论需要采取一种文化比较或跨文化的视角,放到文化语境中来检验,才可能更加科学可靠。马氏语境观的发展历程,表明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在话语意义的分析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对文本意义的正确理解来说都是必要的”(Halliday,1989:7),同时也见证了语言研究走出扶手椅,迈向田野,进而扬弃文化整体论,关注文化差异性的良性发展过程。4.bogeoagerafte-rois传统的词汇语法书籍主要由土著语词和编撰者们(主要是传教士和殖民官员等)自认为最佳的英文对应词构成,缺乏对语词使用环境的记录和描述。马氏在田野工作中发现,基于这些书籍的翻译常常面临许多根本困难,造成许多误解。土著语言中的大量概念,如描述土著社会秩序、指称土著特定信仰、习俗、庆典和巫术仪式等等概念,在英语里是没有的。简单的语词对应无法体现土著语言的思想。要把握这些土著语词的确切意义,唯有依赖于对土著民族的现实生活情景的亲自了解和熟悉才能凑效。(Malinowski,1923:299-300)这显然可以看出现代体验哲学的雏形,认为意义来源于心理体验,源于对情景的了解和熟知。马氏用实例说明了这一点。特洛布里恩岛语言中有这么一句话bogelaymayse,字面上相当于theyhavecomealready,然而其实际意义与此有很大差距。马氏最初根据传教士语法书来翻译这句话,直至有一次因此大吃苦头才痛下决心要亲自做田野调查,以把握土著语言意味。有一次,岛上渔民和内陆农民在岛民村里要进行蔬菜换鱼的交易,马氏想对整个过程做跟踪观察和记录,既要观察村子里的一切准备,又不想错过内陆菜农登陆场景。为此,他先在村子里忙里忙外,拍摄记录。一听到有人说bogelaymayse,就匆忙跑向海边,以记录菜农登陆场景。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跑了近一公里路,却发现木筏还远在海中,缓缓朝岸边划来。十多分钟后,菜农才登陆,村子里的其他仪式也就这样给错过了。经田野调查他才发现,原来岛民语言里的词根ma不像英语的come一样包含arrive的意思;加强语气的副词boge也并未让句子获得theyhavecome或theyhavearrived的含义。在岛上居民那里,bogelaymayse只表示theyhavealreadybeenmovinghither,而不是theyhavealreadycome/arrivedhere。(Malinowski,1923:300-304)笔者认为,时空体验的不同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这种语义差异与海边开阔的视野不无关系。在岛上,远远地就可以看到海上的船只,只要进入视野就可以说“来”(come)了,但真正登陆(arrive)还要很长时间。因此在岛民语言里,“来”和“到”的语义差别很大,需要用不同语词来表达,“来”不能蕴涵“到”之义。内陆居民则不同。受各种地面障碍物的阻挡,视野不可能有岛民那么开阔,看到某人“来”可能他很快就“到”了,“来”和“到”之间的时空距离不会太远,因此,“来”可蕴含“到”之义。汉语中“来”“到”连用也可资证明。在上述岛民语言里,表示“船只到达”需用另一个相当于英语anchor(抛锚)或moor(停泊)的词来表达,马氏说,bogeaykotasi可能是这个意义。这显然表明,现实的时空体验不同,会造成语言及其结构关系的差异。把握土著民的时空心理体验,是把握语词意义的关键。心理体验不同,也会影响语词的功能。比如岛民话语tawouloovanu不能简单地直译为英语的wepaddleinplace(Malinowski,1923:304-305),因为这没有体现出原文的真实功能。原文是船队靠岸时,领头船上的人们对后面的船只喊叫时说的,本意并不在描述他们做什么,而是向后面的船只告知和夸耀自己快到目的地了。相当于英语paddle的土语词根wa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原因在于海岛周围海水很深,岛上居民每次靠岸,都得先收好船帆,改用划桨,而不是像内陆渔民一样改用撑镐。“划桨”是快到岸边的标志,怪不得他们会欢呼“wepaddleinplace!(我们划桨了!)”对于这样的原文,马氏认为加注说明这种情境差异是非常必要的,他建议把译文中的“inplace”替换为“nearthevillage”这种解释性的意译,以更好传达原文的真正含义和用途。起初,马氏认为,“情景语境概念只在研究原始语言时才有必要”(Malinowski,1923:306)。因为原始语言以口语性为主,“口头话语与情景直接相关”(Malinowski,1923:313)。对口语性的原始语言的研究必须依赖于对语言使用情景的了解与熟悉。但也不否认书面语言跟情景的关联性,“书面语言与情景也间接相关,与听众读者先前的经验相关,其意义依赖于语词原来指示的情景”。(Malinowski,1923:313)因此马氏认为,语义就是语词在具体情景中的使用,“意义不是通过冥思苦想或对事件的分析来到原始居民的头脑里,而是源于对相关情景的实际而积极的了解和熟悉。对词汇的真正知识是通过该词在特定情景中的实际使用获得的”(Malinowski,1923:325)。后来这种观点得到进一步强化。他说,“追根究底,所有语词的一切意义都源于切身体验”(Malinowski,1935:58)。没有对相应情景和文化的切身感知与了解,不熟知语词符号的使用环境,就不可能理解和把握语词的意义,也不可能创造语词。任何语词的意义都只能在语境中来把握。5.“语义学意义”的提出者—语境和话语功能把语言和情景语境紧密结合起来,他就得出“语言即行为方式”的结论。他认为,语言和其他标枪、石具等等情景要素一样,都只是协作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即行为方式,而不是反映工具”,“原始语言是人们统一行动的联系纽带,是人类行为一部分”(Malinowski,1923:312);“语词是行为的一部分,甚至就是行为的对等物”(Malinowski,1935:9);“语词用于产生行为而不是描述行为,更不是翻译思想。语词具有自身的功能,即作为行事的方式和行为的调控手段,作为行为的目标而不是行为的定义”(Malinowski,1923:321);“原始语言的主要功能不是表达思想,也不是心理过程的复制,而是在人们的行为活动中起着积极的语用功能”(Malinowski,1935:7)。为此他提出“言语行为”(verbalact)概念,并对话语在不同语境中的功能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原始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相互联系、促动或控制行为,在于组织活动与协作,在于以言行事。因此,为了把握语词的意义,“必须研究语词动态的而不是纯粹知识的功能”;“语言主要是行动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知识上的故事讲述、娱乐或教育的手段”。(Malinowski,1935:52)起初,正如他主张情景语境概念主要适用于原始语言,他也认为“语言即行为方式”的观点仅适用于原始语言,不适用于文明语言。1923年,他明确指出,“从功能说,发达的文学和科学语言,是思想工具和思想交流的工具;研究语言的突出目的就是要学会正确使用这一工具”(Malinowski,1923:297),而“语言的原始功能和原初形式本质上是语用的,……原始语言是行为方式,是人类协同行动必不可少的元素”(Malinowski,1923:316)。“文明和科学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交流思想,原始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成事”。(Duranti,2002:216)然而10余年以后,他发现这种看法原来是片面的,因而坦承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先前的文章中,我把文明和科学的语言与原始语言对立起来,认为现代科学和哲学的理论语言可以与其语用源头完全分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而且是严重的错误”。“原始语言和高度抽象化、理论化的语言在语用功能上只存在程度差异”(Malinowski,1935:58)。语用功能是一切语言的典型特征,无论该语言是高度抽象化、理论化的,还是原始的。他说,“在我看来,把语言看做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传递思想的方式是错误的,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玷污了语言研究的语义学途径”(Malinowski,1935:9)。并且认为,他提出的参照语境研究语言的新方法,“不单是出于学术的考虑,而是要迫使我们把语言研究和其他活动的研究结合起来,从实际情景来解读任何话语的意义,……也将迫使我们从经验和情景来界定意义”(Malinowski,1935:9)。“意义是特定文化创造或体认的,语词对人的身心并通过身心对周围现实环境产生的那种作用。”(Malinowski,1935:53)这种语言功能观的表白,不能不说对后来语用学的发展起着开山铺路的作用。马林诺夫斯基从田野人类学视角出发,敏锐地发现语言意义的把握必须突破语言上下文范围,进入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这种语境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语言研究,充分表明“言外语境”视角对于语言研究的重大意义。局限于语言内部无法正确理解语言,也无法正确把握语言的本质。(Malinowski,193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