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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民族团结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民族层面的回回西北的“国家走廊”最初由费孝通提出。1985年费老赴甘南考察,他提到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出现了一条“成分复杂、犬牙交错的民族地带,不妨称之为陇西走廊”(415)。由费老的观点中得到启发,笔者于2007年冬季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参加“变化中的中国穆斯林”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首次提出“河湟穆斯林民族走廊”“银平穆斯林走廊”的概念。“河湟穆斯林民族走廊”——在甘肃省至青海省境内,是指从甘肃省的兰州往南行,经广河县、康乐县、和政县到临夏市,转向西经临夏县翻越大力架山,再到青海省的循化、化隆、平安,到西宁市最后到大通县。此条线路正好与历史上曾经是繁盛一时的“唐蕃古道”重叠,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延袭了早期中亚西亚各地穆斯林古老传统,维持着这条重要商道的畅通无阻。“河湟穆斯林走廊”的民族成份,除了汉族以外,包括了多个少数民族,其中有藏族、土族等,但以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穆斯林成份为主,尤其以回族穆斯林居多。这一地区的回族一般认为是“13世纪蒙古军队征服了中亚,回戈东征时把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编为‘探马赤军’签发东来,称为‘回回’。后来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在甘肃河州一带‘屯聚牧养’,蕃衍至今,临夏一带的回族就是其中的一部分”(415)。“东乡族和保安族都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的后裔,说蒙古语”。“撒拉族说突厥语,是另一群中亚的移民,信伊斯兰教”(417)。“银平穆斯林走廊”——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至甘肃省境内,是指从宁夏平罗县往南,经贺兰县、银川市、永宁县、灵武市、吴忠市、青铜峡市、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固原市、泾源县,进入甘肃省的平凉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此地的“银”指宁夏的银川,“平”则指甘肃的平凉。“银平穆斯林走廊”的穆斯林构成,主要是回族。西北甘宁青地区的这两条穆斯林民族走廊,是中国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聚居最集中的地区,穆斯林人口大约有300—400万;是中国穆斯林民族传统经济(如清真餐饮业及牛羊肉、皮毛、羊绒等土特产购销贩运业)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最为集中、复杂的地区,四大教派中的伊赫瓦尼、西道堂、赛莱非耶,四大门宦中的哲赫忍耶、虎非耶、嘎德忍耶和库布忍耶(包括各大门宦中的大多分支),多发源于此,繁盛于此;也是西北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地区,兰州、西宁、临夏(河州)、临潭(洮州)、吴忠、平凉、张家川等地,自古以来就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回汉贸易中心、回藏贸易中心。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民族冲突,但主要表现为长期杂居、密切交往中相互交流、相互促进、谁也离不开谁的友好关系。二、河州独特的商贸环境“河湟穆斯林民族走廊”在中国民族分布格局中,居于汉族与藏族之间。在中国地理分布格局中,居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在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中,居于“农区与牧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回族等民族穆斯林,依托内地广大地区,以边地藏区作为他们的经商范围,展开了立足本地,沟通边地藏区——中原内地的商业经营活动,成功地扮演了非常出色的中间商角色。一位外国学者认为,“尽管中国全国性的回族中心不存在,但地区性的中心是存在的,最主要的就是甘肃的河州和青海的西宁”(11),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一结论不无正确性,至少从商业经济中心的角度看确实如此。在甘青川所有对边地藏区的商业贸易基地中,河州堪称首屈一指。河州位于甘青两省交界处,素有“河湟雄镇”之美称。它临近边地藏区,从河州南行不过数10公里便是土门关,“土门关是汉藏民族的分界线”,出关即是甘南藏区草原。历史上中原与边地藏区早有商贸往来。至明代,河州便有茶马司的机构设置,“数年之内,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表明内地与边地藏区的互市交易空前繁荣。清代河州在甘青交界处的商业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当时河州“全境周长五六百里,回多汉少,杂以番众”(234)。清同治以后,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大量回民逃亡、避难于河州。回民起义军的灵活策略,不仅令当地的回族穆斯林免遭生灵涂炭,而且使这里人口不断增加,成为甘肃回族最主要的聚居区,河州“八方(坊)为回民商务聚集之地,富甲省垣,居民三万余人,全系回族”,“市面最盛,富商大贾群聚”。进入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临夏八坊更发展成为甘肃四大商镇之一(324)。河州回族社区的繁荣兴旺,是直接建立在边地藏区与内地商贸经济的基础之上。民国时期著名记者范长江称:“河州是中国回教圣地。中国西北回教中主要的宗教、军事和政治人物,以出于河州者为多”,河州是“财产的集中地,是人口的集中地,是各种运动的策源地”。青海东部一带以西宁为中心的回族商贸基地与河州的情形相类似,向西、向南均为藏族聚居区。由于十分接近甘肃以及与西藏、甘肃、四川的贸易路线关系,使得这里尤其是西宁的商业地理位置显得十分重要,从清代至民国时期,“价值最大的皮、绒、鹿茸、麝香、黄金以及羊毛的贸易都以西宁为集散地”(11)。而西宁附近的湟中、湟源等地,也是重要的商贸中心。银平回族穆斯林走廊的区位,也有与河湟地区相类似的条件。引黄灌区的宁夏北部地区,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狭长地域。东部、西部、北部均为蒙古高原,系传统的草原游牧民族地带。宁夏沿黄河川地、清水河川地,由北向南延伸打通了重要的交通运输线。据记载,明代自宁夏(今银川)至平凉千余里,皆系回庄。换言之,从宁夏北部平原向南,回族穆斯林占据了适宜于经营商业的交通要道。而回族穆斯林较多定居于此,与清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大有关联。同治回民起义后,清廷制定了所谓善后计划。把原来回民起义的中心地带的回族穆斯林,分别迁移安插到他处。当时的政策是:回民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亲聚一处非所宜……令觅荒绝无户、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把参与起义的穆斯林尽行迁移贫瘠山区安置,甘肃平凉、张家川、化平(今宁夏泾源)成为回民聚居地,最后确立了今天“银平穆斯林走廊”的基本走向。历史上形成的“银平穆斯林民族走廊”,对以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拟建立回族自治区,其地域范围,主要围绕“银平穆斯林民族走廊”展开。三、藏族商人的商路和民族环境有人说回族在历史上曾经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这在一定意义上看是十分确切的。甘宁青一带,大多属于穷乡僻壤,山地居多,降水偏少,可耕地不足,谋生比较艰难,故这一地区的回族素有从事小商小贩之传统。同时由于旧时代统治阶级的长期实行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当地回族人限于本身教育、文化、技能等方面条件的不足,无法跻身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较高社会阶层,只能屈居于社会的边缘。清中叶以后,随着内地(晋、陕、豫、鄂等省)客商陆续到来,商业竞争加剧,对那些回族小商小贩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在无力与外地客商抗衡的情况下,回族商人便开始向气候严寒、外地客商极少涉足的边地藏区发展。他们“用牦牛驮载着藏区所需用各种货物,携带帐房,骑乘马匹,手执武器,集合成千成百的商队,行走草地,随游牧民族千里经商,以物易物”。“春夏秋冬,经年一回,受尽风雨霜雪,其生活之苦,难以言形”。倘若说向边地藏区发展是回族商人的一种自主行为,莫如说其中也是他们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富有进取精神的中国回族及其回族文化,在各个民族之间、各种文化之间发挥某种特殊的中介作用(或曰桥梁作用),一位美国学者因此形象地称,回族是介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甘青地区回族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回族的商人们,以自己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开辟了一条条的商路,在边地藏区与中原内地之间,搭起了一座座桥梁。穆斯林民族走廊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为下述几点。1.苦寒气滞之地，苦寒嘴唇之地如宁夏南部山区的泾源原名化平,历来视为苦寒贫瘠之地。清代中晚期,依据当时左宗棠的“善后”政策,参加陕西回民起义的回族人入居,开发了此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2.斯德哥尔摩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产业资源性旅游,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经边地的西藏、青海藏区畜牧、矿藏、药材等物产丰富,具有相当的自然资源优势,但因交通条件等客观因素制约,无法化为经济优势。穆斯林的中介作用,使得当地的资源得以利用。今日人们熟知的冬虫夏草,在30多年前(即上世纪70年代)每市斤不过区区15元而已,现在价格不断攀升至数万元,经营者、拥有者无不以奇货可居。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客商掌握了虫草生意,不仅获利丰厚,而且也使得虫草这一名贵藏药材闻名遐尔。3.产与体系不发达西北地区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极不发达。回族还有其它穆斯林民族共同的商业努力,对于改善当地的落后局面,发展边僻地区的商品经济,都起到了有力的促进和推动作用。4.相关的精神文明作用商品经济对于一个地方的物质文明建设上的作用是较为直观和迅速的,而对于精神文明方面的作用则相对含蓄、相对缓慢。但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穆斯林在促进汉藏等文化的沟通、交流中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5.民族精神文化的传承。在实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穆斯林商人在输入大量物质产品的同时,也挟带进大量的先进民族精神文化——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思想观念,对处于远乡僻壤的藏族等族人民,不啻是输入了许多新鲜的空气。使得他们眼界大开,思路大开,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6.满足边境地区人民的需求边地藏区历史上生产力水平较低,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很多生活与生产用品,须从内地调运。四、甘宁青“重视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其历史贡献在中国穆斯林民族人口中,甘宁青“穆斯林民族走廊”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量。从人口聚居程度而言,甘宁青“穆斯林民族走廊”是中国穆斯林民族聚居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这里也是中国穆斯林民族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地区之一,如清真寺建筑艺术、花儿演唱艺术、砖雕加工艺术、清真风味饮食加工技艺保存最为完整。这里的中国伊斯兰宗教信仰虔诚、宗教气氛浓厚、宗教文化特色典型,是中国穆斯林民族心理认同清晰,民族意识凸显的区域。而当代甘宁青“穆斯林民族走廊”地区的社会稳定,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穆斯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它的一举一动,无不牵动着党中央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乃至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可以这样说,在一定意义上,“银平穆斯林民族走廊”与“河湟穆斯林民族走廊”的社会稳定了,则意味着以甘宁青为主的西北穆斯林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而西北穆斯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了,则整个中国穆斯林民族地区的社会,也就稳定了大半。人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上西北甘宁青“穆斯林民族走廊”的数百万各族穆斯林大众,不仅是开发中国西北甘宁青地区的主力军,是连接中国边区与内地经济贸易的坚实桥梁,而且堪称是推动这一地区民族关系健康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增进民族间友谊与理解的友好使者。聚居于甘宁青“穆斯林民族走廊”的各族穆斯林大众的历史功绩,应当载入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和民族经济关系的史册之中。而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西北甘宁青地区的穆斯林民族大众,将必定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