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k电子竞技

第第页“自媒体”时代对于杜威“大共同体式民主”的促进和实现摘要：：长久以来，知识界关于对新闻这一重要社会公器如何协助实现民主政治有着两种重要的思潮，一种是以沃特·李普曼为代表的崇尚精英治国的反传统民主派，一种是约翰·杜威为代表的鼓吹公民参与实现大民主共同体的愿望。后者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一种海市蜃楼。从列举李普曼以及杜威的思想主张和原理出发，分析在基于网络的“自媒体”环境下，杜威的“参与式民主”如何成为一种实现民主的可能。

关键词：李普曼；自媒体；公民新闻；杜威；参与式民主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193-02

一、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推进民主参与的历史

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如何有效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实现，让社会平稳、健康的发展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公器，它的发展历史就没有离开对政治的参与以及影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新闻媒体虽然在社会制度下被定义了不同的地位：以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为指导的新闻体制下，新闻媒体曾经是言论的自由市场、社会的公器，美国的杰弗逊总统将新闻媒体奉为独立于司法、总统、立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利，是无冕之王，这基本上是西方世界对新闻媒体地位的共同认识。现代大众新闻报业在帮助西方诸国所谓的成功鼓吹资产阶级自由，整合舆论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的体制，以及领导人对新闻媒体的定义，我国的新闻媒体明确被定义为“党的喉舌”。这在很长的时间里让广大群众感觉到在主流媒体上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说自己所要诉求或者关心的事情由于政策、选编的问题没有办法真正见到媒体上面。但是要说的是，新闻媒体绝不因为我国的特殊情况而失去其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的一个公器。

二、李普曼和杜威对新闻与民主问题的争论与思考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新闻与民主政治笔墨官司，两方分别是沃尔特·李普曼和约翰·杜威。这场争论双方所要诉求的核心意见实际上是新闻媒体是否能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事实，在这个基础之上，李普曼认为由于新闻媒介因为种种原因以及受众自身的偏见并不能认识到事实本质，而杜威认为解决社会各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广大公众参与民主。

（一）李普曼对于新闻与民主的认识

李普曼作为一个西方民主体制下的新闻工作者，以多年积累的经验，他提出的引入支撑点——“刻板成见”，即人的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刻板的印象，常常影响着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认识，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它得到的，即通过人的感情、习惯和偏见这个“三棱镜”得到的。也就是说，即使是新闻媒体将事实原封不动地呈献给受众，受众囿于自己的偏见等个人原因也不能接受到事实，这是李普曼精英主义的现实基础。

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分析隐含的观点就是，我们在准确理解民主和新闻的关系时困难重重，人们误解了新闻业能够在民主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新闻媒体无法为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真实图景，反而在民主理想和现实之间制造紧张状态。

在20世纪20年代，媒介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并且限制了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程度。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公众能接收到的只有纸质印刷媒体，具体一点说就是报纸。报纸的编辑发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报社的记者和编辑，这也就是所谓的把关人和选择性。即使是以客观公正闻名于世的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它所能收录的应该是报社记者所见所闻的那一点，最多加上通讯社的一些消息，然后这些素材经过编辑的经验好恶又删减掉大半，最后读者看到的也就是这些被有意无意层层筛选的内容。

（二）杜威的“大共同体式参与式民主”思想

杜威认为，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强，传统意义上的小共同体瓦解了，形成了一个“大社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社会并没有形成大共同体。在他看来只有在大共同体中，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才能最接近作为社会观念的民主，民主是这种“大共同体”的特征。也就是说，机器时代的来临使传统意义上的民主产生了危机。如何使“大社会”成为“大共同体”呢？这是杜威论述的核心问题。杜威认为，一件事情如果具备公共的特征，就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该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必须超过该事件参与者的范围，事件产生影响的范围是区分“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的标志。而“影响”有两种类型：对直接参与事务的人造成的影响和对非直接参与事务的人造成的非直接影响。从这个区别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共的和私人之间的区别。

在“大社会”向“大共同体”的转变中，他特别强调了塑造一种有组织的“公众”的重要性——而这种公众是建立在知识和洞察力的基础之上的。

三、以网络为平台的“自媒体”兴起对于杜威“参与式民主”的促进和实现

以网络为技术平台的“自媒体”在信息的传播上可以说与有史以来几大媒体平台有着最大的不同就是受到第三方的控制较少，其二是草根参与化，也就是说普通的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作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这实际上打破了李普曼所说的公众无法接近事实的技术上的限制。

“自媒体”的出现相对于以前的所有媒体最本质的变化就是改变了过去的传统的“传——受”结构。传统的媒体，或者说是网络“自媒体”产生之前的媒体，不管形式如何，如电视、广播、报纸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新闻的采编权都牢牢地掌握在专业媒体本身的手里，这不仅由于专业媒体对于新闻采编的专业性，更多是由于技术所造成的。在互联网为平台的“自媒体”诞生之前，普通受众即使有发布新闻的欲求和动力，他也没有采编的条件。比如一个普通人不可能像专业的记者那样拥有专门的经费和采访权利去采访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发布阶段专业媒体的技术垄断更是如此。在过去，非媒体人员几乎不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将信息在大众媒体上发布。例如一则在电视上播放的新闻，如果没有电视台编导的制作以及电台总监批准播放这条新闻是绝对不可能上映的，这种技术上的对信息发布的客观控制和人为的选择正是李普曼在《公众舆论》所论述的“议程设置”作用。